中国优秀教育创新成果质量评估报告

来源： 第四届教博会组委会   发表时间： 2018年8月17日

前言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学府，百余年来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向全体师生提出殷切期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

为积极回应总书记讲话精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北京师范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更好地服务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与创新实践，经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以下简称“教博会”）。教博会旨在通过共建、共享教育创新成果，汇聚中国教育创新智慧，服务中国教育创新实践，发出中国教育创新声音。时至今日，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教博会。教博会汇聚多方力量，系统展现了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经验；教博会连接国内国际，敏锐把握教育创新前沿发展态势；教博会实现了教育政策、思想、理论、制度、实践的创造性深度融合；教博会注重普惠性、开放性，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引领发展。

一、教博会有效促进成果展示交流与成果质量提升，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三届教博会共展示了700多项成果，组织举办了300场论坛沙龙工作坊等专业活动，推荐了20项SERVE奖成果，参加人次超过10万，100多家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了持续关注报道。

在对参展成果方做出的调研中，97.0%的参展成果方认为参加教博会对提升成果的知名度有帮助，95.2%的参展成果方认为参加教博会对提升成果质量有帮助；在问及教博会提升成果质量的主要来源时，89.9%的参展方认为参观者对成果改进、发展提出了特别好的建议，99.4%的参展方认为同行的成果展示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有很大收获，98.8%的参展方认为大会报告、嘉宾发言促进许多反思，形成优化成果的新思路。

在对参观者做出的调研中，98.7%的参观者认为了解了当下教育发展、教育创新的趋势和动态，96.8%的参观者认为发现了很多好的教育创新项目，92.9%的参观者认为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行，92.2%的参观者已经开始尝试或正在规划将发现的好项目、好理念应用到我的工作中，76.1%的参观者与一些教育创新项目的研发机构或个人达成了合作。

教博会已经成为国内唯一由部属高校主办、指向教育内涵发展、全面服务我国基础教育实践、完全公益性质的教育盛会，其专业品质、社会名誉度逐年上升，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和改变初见端倪。

二、新时代教育质量提升呼唤对教育创新的深度研究和战略指引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对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以及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大趋势，急切需要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形成以核心素养培养为导向的教育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特别是灵活的市场机制和企业的创新活力，极大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不断改革不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进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但是相较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教育发展的力量来源相对单一封闭、教育创新动力还显不足。近年来，尽管我国教育总量不断扩张，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高品质的教育创新非常缺乏。由此，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迫切呼唤教育创新成果的不断涌流，迫切需要为教育创新成果的选题、研发、优化的方向提供战略指导。

 

第一部分

研究思路与进程

一、首创基于SERVE模型的中国教育创新成果质量测评框架，为不断提升教育创新成果的质量提供有力指导。

在促进成果发现、遴选、培育和推广应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1）研制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创新成果指导框架^[①]，引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育创新成果研发的方向。（2）构建基于SERVE模型的教育创新成果质量评估标准指标体系，促进教育创新成果的有效遴选和质量提升。（3）建立通过教博会培育与转化教育创新成果的有效途径，促进教育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推动教育创新成果充分“流动”。（4）探索教育创新成果培育孵化、价值认证、推广应用、质量监控的模型与策略，促进教育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在2015年首届教博会上率先提出“优秀教育创新成果的SERVE模型”^[②]，强调优秀教育创新成果应具备四个标准：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核心理念（Values，V），有明确的标准规则（Rules，R），有系统的解决方案（Solutions，S），有成功的应用推广案例（Examples，E）。将这四个标准的英文单词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形成如下公式：“解决方案（S）+ 应用推广案例（E）+标准规则（R）+ 价值理念（V）+ 服务于教育（E）=优秀教育创新成果（SERVE）”，即教育创新成果的SERVE模型。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创新成果，如何更好地进行成果研发、成果提炼和成果评价，SERVE模型的提出弥补了我国教育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通过两年的持续研究，在2017年第三届教博会上又发布了基于SERVE模型的教育成果质量测评框架。每个一级维度包括3~4个二级维度，并对二级维度的内涵进行描述，对教育创新成果的分析评估更加细致、深入。

SERVE模型自提出以来，用于2015年至2017年三届教博会的成果评选以及期间组织的各种成果交流研讨活动，实践表明为成果评选和促进成果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指导。在对参展成果方做出的调研中，98.8%的参展成果方认为教博会提出的SERVE模型对于成果的发展方向提供引导，98.2%的参展成果方将思考SERVE模型的内涵，并依据其优化成果。

二、建设中国教育创新成果优秀案例库，首批入选92项优秀案例，为形成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中国方案奠定基础。

实践表明，教博会对于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服务国家基础教育发展与创新实践，促进教育系统转型与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促进教博会展示成果中所汇集的教育创新经验的传播，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启动了《中国教育创新成果优秀案例库》（以下简称《案例库》）建设。以期能够促进优秀成果推广和应用，惠及更多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同时也为我国教育创新工作的推进及教育成果的总结提炼提供借鉴。

我们综合考虑每届教博会遴选成果以及成果交流研讨会时的专家评价、教博会现场展示效果，特别是参观者的评价反馈，评定出优秀教育创新成果92项，成为首批入选《案例库》的优秀案例。

首批入选的92项成果既展示了中国教育创新的风貌，也为教育实践问题解决提供了一系列优质的解决方案。对这些成果的申报来源、适用群体、涉及内容领域做统计，可以发现：（1）社会各个行业共同参与教育创新成果培育与应用的局面初现雏形，借助市场机制解决教育核心问题的社会企业正在成长。（2）从成果适用的区域来看，面向城市、县镇、农村的成果依次递减，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成果偏少；从学段上看，指向义务段较多，学前和高中段偏少；普适性的成果较多，特定指向的成果偏少，针对弱势群体和学习困难儿童的成果较为贫乏。（3）成果以课程和教学类成果为主；高质量的评价类成果、指向教育内涵的软硬件建设成果、指向制度创新和教育治理及校长和教师专业发展成果等偏少。不少以学科为载体的创新成果，正在关注核心素养的养成；但是对不同领域素养的关注度尚不均衡；超越学科的通用素养是难点也将是重点，亟待突破。

相信《案例库》的持续建设不仅能够跟踪记录中国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的历程，同时不断提出和丰富中国教育质量提升的系统解决方案，代表中国教育创新水平，服务中国教育创新发展，发出中国教育创新声音！

三、深入分析优秀教育创新成果，整体把握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成果的发展水平，引导教育创新成果质量提升的方向

本报告运用基于SERVE模型的中国教育创新成果质量测评框架，对首批入选92项优秀案例从价值理念的前瞻性、解决方案与理念的一致性、成果的专业品质与可操作性、对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例如对实践案例的刻画，是否形成基于实践优化成果的迭代机制），以及成果是否具有明确的标准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定量评估，从而多角度描绘了中国教育创新成果的水平分布、先进经验以及存在不足。同时，比较了不同研发来源（企业界、教育界）成果之间的差异，探讨了教育成果推广应用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对如何促进教育创新成果的研发优化与推广应用提出建议，为教育创新成果的进一步提升乃至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创新发展指明方向。

 

 

第二部分

主要结论与建议

1.成果总体上教育理念先进，解决方案与理念的一致性良好，能够反映我国教育改革的成绩和发展方向。在“价值理念的前瞻性”方面，企业界与教育界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解决方案与价值理念具有一致性”方面教育界表现更好。总体上讲，企业届在教育创新方面表现出新活力，与教育界形成优势互补。公益界的成果数量少，质量普遍较高。

（1）成果通常具有较先进的教育理念

在这些优秀教育创新成果当中，通常具有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其中19%的成果处于A水平，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前瞻性；53%的成果处于B水平，比较先进、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方向；26%的成果处于C水平，所反映的价值理念缺乏前瞻性，难以代表教育发展方向。说明了教育成果基本上都把握了国家教育改革大的方向。这也侧面反映随着社会文化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教育者对先进教育理念的追求已经深入人心。

图 1教育理念前瞻性水平分布

（2）价值理念与解决方案一致性总体情况良好

对解决方案是否有效体现教育理念，即两者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分析，发现：A水平即解决方案适用对象清晰、解决问题思路明确、与设定的目标一致的成果占21%；B水平即适用对象清晰、目标一致的成果占60%；C水平即对象清晰、目标模糊的成果占16%；D水平即材料中无法体现的占3%。说明成果价值理念与解决方案一致性总体情况良好。

图 2价值理念与解决方案一致性的水平分布

（3）教育界成果的前瞻性略低于企业界

本报告根据成果来源做出的价值理念的前瞻性的比较，发现来自教育系统的成果略低于来自企业的成果。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教育系统内更为考虑教育教学全面发展、稳中求进；更为关注学生成绩，这也会影响教育教学改革的动机；校长和教师日常工作繁忙，能够分配给教育创新的时间有限。而对于企业而言，体制机制更加灵活，人力、财力投入更有保障；主要专攻于一个方向，更为积极地关注新发展、新动态，获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了促进“产品”推广应用，也需要在价值理念精心设计、提高竞争力。

图 3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前瞻性的比较

（4）教育界成果在解决方案与价值理念的一致性稍好于企业界

在解决方案与价值理念的一致性上，教育界成果的一致性稍好于企业界成果。教育界成果的24%达到A水平，56%的成果达到B水平；企业界成果18%达到A水平，63%的成果达到B水平。作为在学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在价值理念的定位可以更符合现实需求，因此解决方案和价值理念一致性较高；而企业界会更多的受到市场方面的驱动，往往着眼于“产品”的宣传效果，致使解决方案与价值理念的一致性相对较弱。

图 4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解决方案与价值理念的一致性”的比较

（5）教育界成果多指向领域素养，企业界成果多指向通用素养

再进一步分析成果的素养指向可以发现教育系统内与企业也有差异：教育系统内的成果多是指向传统的基础领域素养以及与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有关；而企业的成果多是指向高阶思维、新兴素养和个人成长等领域。这也说明了企业在教育创新方面表现出新活力，与教育系统内的教育创新实践互相补充，共同促进教育理念向实践的转化。需要说明的是，依据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成果遴选原则，上述分析的案例已经排除了有明显“应试教育”倾向的产品。

图 5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素养指向的比较

此外，公益界的成果虽然数量较少，但这些成果的教育价值理念都具有较好前瞻性，解决方案与价值理念的一致性也很高。

 

2.大多数成果专业品质高、操作性强，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特征，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提供了众多的解决方案。成果专业品质的提升需要进一步规范研发程序，加强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进一步增强成果更新、迭代意识，形成成果自我优化、不断提升的机制。

（1）大多数成果专业品质高

本报告从成果能否有效达成预期目标、是否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具有自我优化的意识和程序等方面对成果的专业品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51%的成果处于A水平，20%的成果处于B水平（在创新性和自我优化方面弱于A水平成果），25%的成果处于C水平。由此可见，大部分成果都具有较高的专业品质，能实现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在研制过程中经过实践检验，超过半数的成果具有创新性，同时还能不断地自我优化与更新，使其更加符合教育教学要求。

图 6专业品质水平分布

（2）多数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容易操作、简便易行、不易走样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评估结果表明，有16%的成果处于A水平，本身容易操作；51%的成果处于B水平，成果本身相对复杂，但由于成果方能够提供了必要培训和其他相关支持的条件，成果可实施；但有21%的成果处于C水平，由于成果拥有者提供的支持不充分，成果的广泛推广存在一定困难。

图7操作性水平分布

 

（3）教育界成果在操作性上弱于企业界

在解决方案的操作性方面，来自教育界的成果，A水平的占12%，B水平的占50%；来自企业届的成果A水平的占23%，B水平的占53%；可见来教育界和企业界的成果在操作性上都有不错的表现，相比而言教育界的成果弱于企业界。可以想见，企业“产品化”的意识、需求以及能力都更具有优势，由此成果复制推广性会更强。

图 8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解决方案可操作性”的比较

（4）教育界成果专业品质优于企业界；在“产品”的自我优化和升级方面，企业界做得更好。

在解决方案的专业品质方面，来自教育界的成果，A水平的占52%，B水平的占22%；来自企业届的成果A水平的占50%，B水平的占18%；可见来教育界和企业界的成果在专业品质上都有不错的表现，相比而言教育界的成果优于企业界。这与教育界的研发者扎根教育教学一线、问题定位更加准确、实践检验更加充分等密切相关。不过在产品的自我优化和升级上，企业界成果的表现要好于教育界，这与企业有来自市场竞争的直接压力、更加专注某个领域、有更为明确的“产品”优化进程等特点有关。

图 9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解决方案专业品质”的比较

良好的专业品质，是成果可以有效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基础，较强的可操作性是成果可复制、可推广的前提。多数成果在专业品质和操作性上表现良好，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提供了众多的解决方案。上述分析既呈现了我国教育创新成果积极的一面，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指明了教育创新成果进一步优化的方向：进一步规范研发程序，加强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减少单纯依赖经验、主观判断。进一步增强产品更新、迭代意识，形成产品自我优化、不断提升品质的机制。这是教育创新成果质量进一步提升的重要空间

 

3.总体看，成果对实证研究不够重视：缺少实践案例或者对实践案例的描述不清晰，缺乏通过证据说明成果有效性的意识，未能充分利用实践反馈进行成果改进与优化。教育界成果在“提供完整的实践案例”和“借助证据说明成果使用效果”方面明显优于企业界，在“基于实践案例进行成果优化”方面教育界和企业界均表现欠佳。

对全面提升教育创新成果水平的重要启示：要充分认识到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人的成长过程要有敬畏之心，因此任何一项教育“产品”的研发都应该增强证据意识；充分发挥实践案例对于成果研发、优化、推广、应用的作用，增强采集案例的丰富性和案例实施记录的准确性，并依据成果应用过程的反馈进行及时改进。

（1）超过三成的成果缺少实践案例或者对实践案例的描述不清晰

分析发现27%的成果处于A水平，具有完整的实践案例，描述了案例背景、实践过程、使用效果和总结反思；34%的成果处于B水平，实践案例比较完整，描述了案例背景、实践过程和使用效果，缺乏总结反思部分；30%的成果处于C水平，实践案例存在缺失，交代了案例背景，只有实践过程或使用效果，缺乏总结反思部分；9%的成果处于D水平，没有提供实践案例。整体来看，成果实践案例的完整性不足。

图 10实践案例完整性的水平分布情况

（2）成果方缺乏通过证据说明成果有效性的意识

与此同时，成果方借助实践证据诊断成果使用效果的意识存在不足。46%的成果处于A水平，描述了成果的使用效果，并提供了充分的质性或量化（或二者兼而有之）证据；18%的成果处于B水平，描述了成果的使用效果，只提供了简单的直接证据；26%的成果处于C水平，只简单介绍了成果的使用效果，或者只提供了说明成果效果的间接证据（比如获奖、荣誉、辐射更多地区等）；还有10%的成果处于D水平，在实践案例中未提及使用效果。

图 11成果“提供成果使用效果证据”的水平分布情况

这些数据表明成果方在说明成果使用效果时，还比较缺乏证据。这一方面，可能是成果方缺乏证据意识，只希望大体了解成果的使用效果，不深入追求相关证据；这与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和实践经验成分居多、实证比重较少也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可能是成果方缺乏收集证据的渠道，没有机会与成果实际使用者进行深入交流；或者不知道该如何设计实证方案、获取有效的证据，缺少相应的方法和策略指导。此外，除了使用者的效果反馈和其他间接证据之外，研究者还特别期待有来自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报告，目前除了公益界的成果，教育界和企业界均没有成果提供第三方专业评估报告的案例。

（3）成果方未能充分利用实践反馈进行成果改进与优化

在依据实践过程反馈进行调整和改进方面，只有5%的成果处于A水平，能依据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改进或优化措施；9%的成果处于B水平，能依据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简单的改进措施；7%的成果处于C水平，在描述实践案例时会简单提到一些改进或优化措施；79%的成果处于D水平，没有依据案例进行改进或优化的措施。以上数据说明，接近80%的成果方未能有效借助实践应用的机会改进项目。这一方面可能是成果方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成果方缺乏相关思路和指导。要充分认识到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人的成长过程要有敬畏之心。充分发挥实践案例对于成果推广应用的作用，增强采集案例的丰富性和案例实施记录的准确性，依据成果应用的过程反馈进行及时调整。

图 12成果“依据实践过程反馈进行调整和改进”的水平分布情况

（4）教育界成果在“提供完整的实践案例”和“借助证据说明成果使用效果”方面优于企业界

在“提供完整的实践案例”方面，教育界的成果提交完整案例的比例，明显多于企业界的成果。企业界的成果与教育界相比，整体上缺乏典型的案例，还存在一定比例无案例的成果，缺乏扎实的教育实践基础。

图 13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提供完整的实践案例”的比较

在“借助证据说明成果使用效果”方面，教育界的成果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说明成果使用效果的比例，明显多于企业界的成果；企业界的成果缺乏使用效果描述和相关证据的比例，明显多于教育界的成果。由此说明教育界的成果更注重成果的使用效果，并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证据。因为教育界的成果多从自身实践中来，能充分接触使用对象，比较方便获得使用对象的效果反馈。企业界的成果在这方面相对要弱一些，对使用效果的了解得还不够充分。不过，教育成果的案例在描述使用效果时，尚以取得的荣誉等（间接证据）为证据，对成果直接应用过程的直接效果证据的收集还不够充分，应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的意识。

图 14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借助证据说明成果使用效果”的比较

（5）在“基于实践案例进行成果优化”方面教育界和企业界均表现欠佳

在“基于实践案例进行成果优化”方面，教育界和企业界成果在各水平的分布略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不管是教育界还是企业界的成果，都普遍缺乏有意识地依据实践案例的过程反馈进行调整和改进。

图 15教育界与企业界成果“基于实践案例进行成果优化”的比较

4. 成果普遍缺乏“明确的标准规则”，教育界与企业界在这一方面均表现不佳，尤其是缺乏评估“产品”效果的“质量标准”。教育创新成果的研发与提炼应进一步强化对“标准规则”重要性的认识，细化、深化“标准规则”，推动教育创新成果的标准化建设，大力提升教育创新成果的专业品质，促进教育创新成果更好的复制、推广。

（1）过半成果缺乏清晰的框架结构

本报告从框架结构、关键要素/指标、效果评估质量标准三个方面评价成果是否具有明确的标准规则。框架结构是该成果所涉及的核心要素，以及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框图、表格、文字等多种形式来表示。框架结构划分为4个水平：A水平-非常清晰、B水平-比较清晰、C水平-不清晰、D水平-没有框架结构。36%的成果处于D水平，没有框架结构；31%的成果处于C水平，框架结构不清晰；也就是说有67%的成果在框架结构方面有待完善提高。在这个角度上，高校研发的成果表现最好，其次是教研机构，然后是学校和企业，这与高校和教研单位研究基础扎实、重视结构化思维和理论提炼有关。

图 16标准规则中“框架结构”的水平分布情况

（2）超过三分之一成果的关键要素不清晰或缺乏

关键要素/指标指成果需要明确的诸如时间长短、空间大小、资源多少、费用成本等方面的要素或量化指标。关键要素/指标分为4个水平：A水平-非常清晰、B水平-比较清晰、C水平-不清晰、D水平-没有关键要素。对比可以发现，相较于框架结构，关键要素/指标整体清晰度要好很多。14%的成果处于A水平，关键要素非常清晰，47%处于B水平，关键要素比较清晰；尽管如此，也有三分之一（39%）的成果处于C、D水平，关键要素不清晰或缺乏。在这个角度上，学校略优于企业和教研机构，这与学校有更为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对成果的描述更为准确有关。

图 17标准规则中“关键要素/参数”的水平分布情况

（3）评估“产品”效果的“质量标准”尤为缺乏

评估“产品”效果的“质量标准”是“标准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角度分为4个水平：A水平-非常清晰、B水平-比较清晰、C水平-不清晰、D水平-没有效果评估质量标准。相较于框架结构和关键要素/指标，效果评估质量标准则是缺失严重。仅有21%的成果处于A水平-非常清晰、5%处于B水平-比较清晰、7%处于C水平-不清晰、67%的成果处于D水平-没有效果评估质量标准。在这个角度上，企业略优于教研机构和学校，这可能与企业“产品”在宣传过程中对“产品”效果的“质量标准”要求更多有关。

图 18标准规则中“效果评估质量标准”的水平分布情况

（4）教育创新成果的标准化建设亟待加强

是否建立明确的“标准规则”，尤其是是否具备评估“产品”效果的“质量标准”是一项“产品”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质量保障的重要基础。我国标准化工作随着197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标准总局，198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已经发布或编制国家标准61500余项，行业标准166300余项。但是，我国在解决中小学教育实践问题的教育成果或教育服务产品领域却刚刚起步，普遍存在主观性强、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致使教育成果的评价、应用过程的质量保障及使用之后的效果评估都存在困难。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成果方缺少标准化意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限；其二，制定“质量标准”的前提是对“产品”预期目标的清晰界定和准确刻画，而由于当前对服务对象（学生或教师）能力素养评价的研究非常薄弱，缺少相关的研究作为支撑；其三，许多能力素养本身就难以评估、难以量化，造成评价上的困难；其四，一些教育创新成果的见效，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过程，受使用者使用过程的影响很大，较难界定哪些是“产品”本身的问题、哪些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由此，我们特别呼吁加强教育创新成果标准化建设的研究，系统研制教育创新领域专业标准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这必将提升教育创新成果研发、应用及相关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并将对我国教育创新成果及相关服务的标准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地方政府和学校已经具有购买教育“产品”的意识，多数用户认为教育“产品”收费标准适中，但购买行为尚不普遍，成果的推广应用存在困难。主要原因有：由于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尚未建立，购买第三方服务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且程序复杂、专项经费投入缺乏、教育产品质量评估标准和准入机制很不成熟，这些是制约教育成果推广应用的主要障碍。

为了深入了解地方政府和学校购买教育“产品”的现状，以及教育“产品”在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困哪，我们专门编制问卷，对成果的研发者（教育界和企业界）和成果的潜在用户——校长、教师等教育工作者进行调研。其中研发者调研共回收问卷174份，其中有效问卷161份；教育工作者调研共回收问卷312份，其中有效问卷283份。

尽管62.9%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其所了解的教育成果/项目收费价格适中、性价比合适，但所在地方政府和学校购买第三方教育服务的行为尚不普遍。53.4%的教育工作者表示其所在工作地区，只要少数好学校开始购买教育成果/项目，17.3%的教育工作者表示未听说哪所学校购买了教育成果/项目。50.9%的教育工作者表示其所在学校，在个别领域购买过教育成果/项目，33.9%还没有购买过教育成果/项目。

图 19对教育“产品”收费标准的评价

图 20所在地方政府购买第三方教育服务的情况分布

图 21所在学校购买第三方教育服务的情况分布

 

为了厘清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本研究在成果方问卷和教育工作者问卷中设置了相似的问题，请受访者结合自己工作岗位特点，选出制约成果推广应用最重要的方面（不超过5项），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 1成果推广应用面临困难调查结果

将两项调查对比分析，可以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发现：

·成果方和校长教师都认A、B、C、D为突出的4个方面，双方形成共识，尤其是教师对于这4项是制约成果推广应用的重要因素的认同更为强烈。可见由于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尚未建立，购买第三方服务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且程序复杂、专项经费投入缺乏、教育产品质量评估标准和准入机制很不成熟，这些是制约教育成果推广应用的主要障碍。

·从教师对F、G、H、I选项的评价来看，这几项比例并不算高，可以说明大多数教师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和做出改变，愿意迎接新成果/项目对于工作与教学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可以为之付出时间学习和准备。总之，教师个人从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接纳新鲜事物、购买教育服务的准备，从教育“产品”的真正用户来讲，并不存在明显的排斥，他们不是制约优秀成果“流动”的主要因素。

·F和J是成果方认为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教师评价的权重并不高。值得成果方反思，尽管许多好成果并不直接指向提升考试成绩，不是当前学校的工作重心，但是好成果的应用一定不会违背考试成绩的提升，实现提高成绩和培养素养双赢的教育创新成果是成果方研发的重点。尽管教师日常工作已经焦头烂额，但并没有拒绝引入新成果/项目，好的项目不应该降低教学效率而是应该提升教学的效率，让教师的教学更加便捷、更加舒心、更加高效，这是一项好成果应该追求的。由此，新成果/项目是否受欢迎，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有效解决教育问题。

·此外，请受访者补充列出的其他制约因素，例如“第三方拿了钱，服务却很单薄，具体问题只能靠老师自己解决，增加老师负担”也特别值得关注。这不单单要靠成果方不断自我优化来实现，还要靠推动教育“产品”标准化建设、形成质量标准、健全市场规则、形成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等来解决。

 

综上，目前教育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机制尚不成熟，教育界与企业届有效的跨界合作尚不充分，教育功能强但商业价值弱的成果推广应用存在突出困难；教育创新成果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如何建立有效的政府政策支持、舆论环境、市场规则，还有待破题。倡议建立教育创新成果转化国家级实验区，研制和试验教育创新成果准入机制、制度安排、专业评估、交易平台、专业人才培养培训、舆论引导等系统化解决方案。

 

 

展望

1.进一步探索促进成果研发、优化、推广、应用的机制，深入研究借助SERVE模型指导成果发展方式与策略（从评价模型转化为指导模型），推动教育创新领域的标准化建设，积极探索评估教育“产品”使用效果的质量标准，提升教育创新成果的专业品质。

2.继续建设并用好“中国教育创新成果优秀案例库”，探索“案例库”服务于研发者、在职教师、职前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提升我国基础教育教育创新研究、教师教育教学的水平。

3.基于核心素养5C模型，加强对5C素养相关成果的研究，提炼5C素养培养的有效模式与策略，借助5C模型及进一步研究对相关成果进行指导，促进5C素养相关成果的质量提升，研制《指向5C素养培养的教育创新成果研究》蓝皮书。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团队